“如果《新岛周刊》成了‘爆料周刊’的话，早就完蛋了。做媒体人是得有骨头，但也得学会自我保护啊！”

“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你来学校作报告。自己说过的话还记得吗？你说，只有在黑暗里的那盏灯才叫光明。我就是冲着这个光明，才来的这里。”

电影《永不妥协》的片头，社长王明光和主编余丽间针尖对麦芒的对话，让现而今的媒体记者听来，多少似曾相识。如果细看演员尤勇智背着个大书包在杂志社前台匆匆走过——一瞥间，墙上蜂巢状的展框内陈列着的，正是《财经》周刊。

主创在《财经》杂志社合影。

作为中国内地一份以介绍财经新闻为主的杂志，《财经》创刊于1998年。创刊以来曾多次刊发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报道。2000年，《财经》刊发《基金黑幕》的报道，引起了市场广泛反响。2001年，《财经》杂志又刊发有关上市公司银广夏黑幕的报道，直接导致银广夏被中国证监会摘牌——这倒和电影中的某些情节若合符节。

一家现实中的媒体机构，一个大银幕上的媒体揭黑、抗黑故事，两者间有何渊源？《永不妥协》的出品方为财经影业，以及出品人、制片人王波明正是《财经》的总编辑可做背书。作为该片的编剧、导演叶大鹰，过往曾以《红樱桃》（1995）《红色恋人》（1998）《天安门》（2009，这也是他上一部执导作品）“红色三部曲”名扬影坛。十多年后再执电影导筒，却属意要讲这样一个行业故事，是何原因？

导演叶大鹰

此次《永不妥协》北京首映期间，他告诉媒体记者，这些年自己一直在试图突破“红色导演”的框框，“我被这四个字框了很多年，没有想到（突破的）难度会这么大。当你的名字前有了这个头衔，电影投资人的思路和看法往往也会‘顺拐’。比如我想拍个喜剧的时候，投资人总是觉得你最好还是拍红色题材，这不是你最拿手的嘛。”

为了突破自己，叶大鹰笑言不惜“屡败屡战”。谈及自己十年磨一剑的新作在创作时遇到的困难，他介绍说《永不妥协》有一定的职业门槛，“主要的困难还是出在创作上，首先电影中的记者群体，我之前并不是很了解；其次是对于金融行业的大佬们，他们的吃喝拉撒、行为做派，我也不是很了解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观察他们的生活。剧本我前后创作了6年，改了九十多稿。”

而对于此次为何选择知名主持人朱丹出演片中女主，叶大鹰则信心满满，“我是非常愿意和‘新人’合作的，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新的东西，创作出新的可能。包括当年的张国荣（在《红色恋人》中饰演靳），他也是港台明星里第一个演中共党员的。之于这种角色类型，可以说他也是‘新人’。朱丹本身就是老记者，在她身上有记者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执着。”

朱丹 饰 余丽

【对话】

“说这些高大上的话，并不是言不由衷”

澎湃新闻：观众对你之前的“红色电影”颇为熟悉。多年后再出手，就是这部《永不妥协》。你怎么就转换思路想要拍媒体人的故事了呢？

叶大鹰：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在2015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，拿着一个故事大纲找到我，说你也这么多年不拍戏了，要不咱再干一波——不拍戏的时候，我在家写剧本呢，我迎合市场呢（笑）。我暂时不想拍主旋律了，“红色导演”这定义把我给“框”死了。

这个故事大纲呢，我一看本身就那么回事，故事也没有最终成型，但它的名字让我感兴趣——这个故事关注到一些乱象，我觉得题旨挺好，故事细节上咱们找专业编辑再把关呗。我们当时就沿着大纲的思路做调研，越研究，越有兴趣。身边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你们要研究这个，那就要找《财经》杂志啊。就这么着，我开始接触到财经记者的圈子。

澎湃新闻：我注意到《永不妥协》开机的时候，原名是《大鳄之门》。同时，我也注意到片中女主人公的遭遇，业内人士会联想到十几年前，某财经周刊的女主编因为报道“某某证券上市内幕”而遭到绑架的案例。

叶大鹰：我在财经的媒体圈待久了，听了很多的故事和传闻，给我讲故事最多的人，就是《永不妥协》的编剧之一，于颖老师。她给我讲了很多的财经故事和人物，包括她自己的经历。她也是我这个剧本的“火眼金睛”，我这本子每改一稿，基本都得被她骂一遍（笑）。如果现在电影里的台词可以经受住你们这些记者观众的检验，这里面是于老师的功劳。

我听了他们的故事，一方面是觉得太感人了，另外就觉得，这帮娱乐圈的电影人成天就坐在自己的小天井里，真是没有这些铁肩担道义的记者们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。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，我只是触碰了一点点，现实中的不少媒体人在各种打压和压力下的经历比电影“惨烈”。

但我认为，正是有了他们的这种坚持，客观上促进、维护了我们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稳定。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好的局面和社会环境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金融记者的努力，金融的安全有一部分是通过这些人的牺牲来完善的。说这些“高大上”的话并不是言不由衷，我是真的觉得他们特别牛。

尤勇智 饰 社长

澎湃新闻：激浊扬清，是媒体人一直以来的职责。以你的年岁和阅历，我其实挺想知道从1958年到1978年，也就是你从出生到成年的这段时期接触媒体的情形。比如当时你家能接触到《人民日报》社和新华社编发的《内参》吗？

叶大鹰：接触不到。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浑孩子，从来不会主动去关心什么新闻。也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你要让我愣想，也就是吃饭的时候，跟家人听收音机，听听话匣子里说了什么。

那时候，对我这么一八一厂大院的孩子来说，每个礼拜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端一小板凳去院子里看电影。那会儿电影开始放映前，都要先放“新闻简报”，这也算是我接触新闻的一个渠道吧。放的片子就是那八个样板戏，之后逐渐有了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英雄儿女》，包括后来的《春苗》。

周总理过世了，“我一个激灵翻身下床”

澎湃新闻：这样，我问的具体点。1976年几位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，这些消息你是怎么获得的？

叶大鹰：周总理去世那天是1月8号，我记得特清楚。我那时候在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学习，前一天晚上去当地同学家玩儿。那年月，上海人家都特别挤，我就睡在他们家的亭子间，也没个窗户。正在床上昏睡，就听家里他外公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哎呦，周总理，过世了……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声调，声音不大，但特别低沉，那个哀伤的劲儿让我一个激灵就翻身下床。

我小时候家里人，尤其是我父亲也不给我讲爷爷，包括爷爷和周总理他们间的故事。有时候客人来了，偶尔听一耳朵，多少知道点儿。起码我知道我是谁的后代，但这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其实是压力和枷锁——打架、做坏事儿时总被人家提起，哎，你怎么也能干这事儿？孩子嘛，我就特不服气，我怎么就不能干呢？但总是好像有一条道德的高标准在箍着我，让我从小就失去了很多空间。

要说起来，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，总理的秘书曾同我爸商量，希望把我放在总理身边生活一段时间，也是给他繁忙工作之余的一点调剂。可我爸那时候年轻，一开始还没同意，后来冷静一想，再去问，人家不提这茬儿了。所以从我记事起，不管什么场合，谁一提到周总理，我总是会留意，就觉得自己和他老人家有缘分。

听到总理过世了，那心里肯定咯噔一下——“文革”期间，我们家一直在挨整，我爸一直被批斗，院儿里的孩子都不跟我玩儿。到了上海松江，航天部的厂区家属院也是如此，所以别跟我提什么“大院子弟”，我不是。

也是在那天，在上海的小叔叔给我电话，让我明天跟他一起回北京，去跟总理告别。我们家去总理灵堂的时候，可以走到他的灵柩跟前。遗体告别的时候，我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……也就是那次经历，我才听说，父亲其实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。

澎湃新闻：1946年，叶挺将军搭乘的飞机失事后，你的父辈是否就被周总理收养抚育了呢？

叶大鹰：我爸当年就住在总理的窑洞里，好像也在朱德、康克清的窑洞住过一段时间，反正除了没住在毛主席那，就数跟着总理的时间最长。1980年，“文革”后我们家第一次举家去延安给爷爷扫墓。我父亲到了枣园后就开始往后山踅摸，我就问他找什么呢？他一开始还挺不好意思，后来说找当年的厕所呢——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当年周总理早上出恭的时间比较长，他一般都会拉着我爸爸他们，一起在厕所蹲坑的时候，就给他讲爷爷的故事。所以我父亲知道我爷爷的很多事，都是总理那时和他说的。如果说起跟周总理的情感，叶家每一个人都会说出一堆他们自己的故事，我说的这些也都是自己活生生的经历。

爷爷去世那年，我父亲才14岁。当时是我奶奶要去接我爷爷，没钱买机票，就找到张发奎的秘书，后者说只能提供三张机票。谁去呢？我奶奶，以及我爷爷最宠爱的长女叶扬梅，还有他从未谋面最小的儿子叶阿九，他们仨去了。我奶奶当年最宠爱我爸爸了，当时如果再多一张机票，那现在肯定就没我了。（飞机失事的原因）这事现在搞不清楚，都是猜测。但叶家人有一点，就是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仇恨。

我爷爷奶奶死了后，留下了六七个孤儿。组织上怎么安排，他们怎么听。我父亲能以在总理身边生活过而自豪，而我当年面对的问题就是，今天出去有没有跟别人打架。有没有因为别人欺负我妹妹，我要跟人抡拳头。

澎湃新闻：我个人有个好奇，叶挺将军被称为“战神”，武将的后人为什么不选择从军呢？另外，我注意到在你的电影中，有时署名“叶大鹰”，有时署名“叶缨”，哪个是你的真名？

叶大鹰：我父辈那代人大部分都是工程师，都是学理工的。到了我们这代就更是了，都是选择自己想从事的职业。至于我的名字，就是叶大鹰。1988年拍完我的处女作《大喘气》，按此创作机会特别难得，片子拍得也挺顺利。但在那之后，我的创作之路一度比较艰难，后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艺名，“叶缨”。

《永不妥协》剧照

“把人物推向面对生死抉择的境地，一种剧情上的极致”

澎湃新闻：在过往的访谈中，你从不讳言儿时打架的经历，甚至出手“狠辣”。但是在你的作品中，似乎没有这种戾气，观众总能看到你是在从人性角度出发来塑造人物。

叶大鹰：小时候打架，那是没办法。其实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，很长一段时间不太爱听课，总是带一些课外书在课堂上看，比如说《三家巷》《青春之歌》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红与黑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等，所谓的那些文学名著吧，都是我在课堂上读完的。

提起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现在只能记得保尔和冬妮娅是怎么谈恋爱的，因为当年我就着迷，这不仅是一个青春期少年的好奇，而是我好奇保尔你一个无产阶级，怎么能和一个资产阶级小姐谈恋爱呢？资产阶级是什么样的？之前我们谁也没见过。老师在课堂上一批判，就是资产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可啥是骄奢淫逸？我们也不知道。

正是因为都没有概念，所以当初拿起这本小说，真的是觉得解渴。我觉得读书对我影响挺大的，潜意识里影响了我对文艺的偏好。后来有一次去我爸的上海同事家，他们家住在一处洋楼里，他的闺女还在露台上拉小提琴。我一看，哎呦，这不就是冬妮娅嘛！

澎湃新闻：在你的电影中，是从来不惮于出现性场面的，包括眼下这部《永不妥协》里主编的女实习生，被金融大佬“色诱”。更不用提《红樱桃》里郭柯宇的“裸背”。《红色恋人》中梅婷饰演的秋秋，用自己的体温“温暖”伤寒打摆子的靳。

叶大鹰：我这人其实有点后知后觉，不管是对政治，还是对性，我都挺愚钝的。我的初恋是在上海谈的，用上海话谈的，那都是很美好的回忆。

我应该是内地第一批在电影中表现床戏的导演。《大喘气》里就有类似的情节，当年在珠海电影制片洗印的时候，样片一出来好多人都跑去看，以为拍了什么呢。那时候，大家潜意识里似乎也有一种错误的文艺观，就是觉得一部戏里得有点这个，你才文艺。不过从世界上来讲，90%的文艺片中都少不了类似的情节和桥段。在我，一直认为性是美的，女性自然健康的胴体也是美的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丽。《红樱桃》中裸体的展现就是赤裸裸的。

澎湃新闻：但《红樱桃》的裸体并不指向性。

叶大鹰：可就因为这个，审查的时候难了去了。那时候审查的老领导就说，小叶呀，咱们是共产党自己的娃娃，我就是要对你严格要求一点。我一听就快哭了，您还是把我当成一个导演吧。我不能把纳粹的纹身纹在棉袄上啊，它必须出现在一张美丽的肌肤上。那样“啪——”的一下，让观众看到才震撼人心。

《红樱桃》的故事是我基于一些历史真实事件改编创作的。我第一次看到《红樱桃》里的那张人皮，那张被纹身的人皮是在俄罗斯的战争博物馆里，当时就把我惊住了，心想一定要把这个呈现在电影里。其实电影里的人物都有原型，但我是把很多孩子的故事按在了他们身上，不能去对号入座。

澎湃新闻：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很多革命者的子女被送往苏联，也经历了二战的血与火。这是否也是触发你当年要拍《红樱桃》的原因？

叶大鹰：现在有一种说法，以为留在莫斯科的这些革命遗孤或者子女都会受到优厚的待遇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当时咱们在苏联没有大使馆，大使馆是人家国民党政府开的。所以即便是贺子珍，在苏联也只能算是“国际友人”。据说她在莫斯科的时候，每个礼拜也只能配发一杯牛奶。她会把这杯奶留给毛岸英、毛岸青喝。这哥俩如果不舍得喝，贺子珍就掏出枪来说：不喝，我毙了你。

叶大鹰同朱丹讲戏。

澎湃新闻：尽管《永不妥协》不再延续你之前的创作题材，但依旧可以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革命豪情。你似乎喜欢把自己电影中的主人公逼进一个绝境，让她迸发力量。

叶大鹰：我觉得当你把人物推向面对生死抉择的境地，这是一种剧情上的极致，我是喜欢如此，同时我也对这样的人物充满敬意。咱们就说《永不妥协》里的王明光社长，他原本是想“平安着陆”的，一个要退休的人了嘛。但在经历了这些磨难后，他愿意“为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（剧中的女主编余丽）去死”。我觉得这里的“美丽”二字无关爱情，也不涉及欲望。它就是一种被眼前这个女人的高贵和勇敢所打动，而后在这个男人身上，那种爷们儿的保护欲升腾了起来。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，我自己也会被这样情感打动。

澎湃新闻：说到理想主义，我总是会想起《红色恋人》里张国荣多次念及的那首诗，“太阳出来了，一只鹰从地面飞上天空。忽然在空中停住，仿佛凝固在蓝天上……”似乎你总喜欢让自己创作的人物，为了个人的信仰而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叶大鹰：《红色恋人》里的那首诗，是我认为剧情到那应该出现一首诗，当时找了半天苏俄的诗歌，没找到特别合适的。后来编剧江奇涛看得多了，干脆自己揣摩历史语境写了一首，放在电影里。江奇涛为这部电影写了很多非常棒的台词，“如果不能骄傲地活着，我宁愿选择死亡。”这句话也一直贯穿在眼下这部《永不妥协》里。我喜欢电影中的人物有着高贵的心灵，他们都有一种骄傲，如此才能去征服所有的看得懂这部电影的观众。

澎湃新闻：在你的电影中，正面人物有着高贵的心灵，同时反面人物也不是扁平的。《永不妥协》里的大BOSS屠军就不是脸谱化的坏蛋，他也让我想起《红色恋人》里的特务头子皓明。你为他们的作恶，在各自前史里都找到了无法克服的转折点。

叶大鹰：《红色恋人》里皓明这个人物，之前很少有人谈起，陶泽如把这个人物演绎得非常好，皓明这个角色是不好演的。在我看来，大家对于先烈，包括叛徒的理解都太肤浅了。当英雄是很难的，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不怕死就行了，死有时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。今天一些所谓的主旋律影视剧往往把这点拍得过于简单，好像谁都能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轻松应对？！

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女共产党员，帅孟奇。她当年在国民党的大牢里把所有的酷刑都尝过了，依然没有变节，一直严守着党的秘密。以至于国民党当局后来针对对她的刑讯经过，内部定了个规矩——逮捕到什么样级别的女共产党员后，以后就不要动刑了（酷刑对她们没用）。

我在创作《红色恋人》的时候，肯定要把皓明推向一种极端。怎么极端呢？扛过了所有的大刑，但当敌人把枪口对着他未成年的女儿时，他屈服了，调转了枪口，屠杀了自己的同志，从此变得比敌人还凶残。但是他内心真正的信仰呢？也许还是相信共产主义。可他又能怎么办呢？血仇已经在这了。所以皓明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，而当你去呈现这种人性的复杂时，就会把他的两面性展示出来，如此人物也就不单薄了。

澎湃新闻：最后一个问题，首映礼那天我听你说下一部片子想去拍叶挺敢死队，能否这里透露一二？

叶大鹰：总局有一个创作的想法让我来弄，所以我就接了这个活儿。我觉得当下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，我们不能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变成单纯的打打杀杀——共产党当年拿起枪，跟国民党真刀真枪地干是被逼出来。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共产党人也从不隐瞒这一点，如果我们不在作品里去谈信仰、谈理想，那这个片子就成什么了？所以我要去拍，我就要用这部电影去告诉今天的观众，当年共产党为什么要拿起枪杆子，为什么会出生入死、舍死忘生？为什么叶挺敢死队的军人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赢取胜利，谁的生命不是命呢？现在还没有正式挑演员，叶挺也不是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，那些敢死队员们是主要角色。